余宛如:火人节不可能在台湾发生,理由和你想的肯定不一样

余宛如:火人节不可能在台湾发生,理由和你想的肯定不一样

顶着八月炎炎夏日,大家想方设法避暑都来不及了,怎幺可能跑到前不着村、后不搭店的沙漠里,自己烤自己呢?但是每年的八九月交接,就有一群人跑到美国内华达州的黑石沙漠里,安营扎寨,建立起一座城市。开始为期九天、如梦似幻的生活。九天一到,所有的人员、建筑、装置,从哪儿来就到哪儿去,不留一点痕迹。这就是着名的反传统狂欢庆典──火人节。

我虽然没去过火人节,但从各种报导、文章中孺慕已久。每到了这个季节,脸书上偶尔也会看到朋友发的炫耀动态,说「刚刚抵达黑石沙漠,你懂的」。火人节活动的内部,虽然几乎禁止一切金钱交易,但几万张的门票年年秒杀,带动世界各地的「burner」们去内华达朝圣,着实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文化地景。

撇开反不反消费主义的纠结不谈,火人节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呢?从主办单位煞有介事提供的行前「生存」守则,就可见一斑。在没水没电的沙漠当中,要生存下来只能靠人们自己,这样的体验可不是天天都有的。

与此同时,人们又非常奢侈地,并不甘于眼前的苟且,反而是大谈诗和远方。火人节是场生存活动,同时又是个艺术庆典。只要你愿意,就可以自在地用任何方式表达自己,尊重他人的自我表达,是所有 Burner 们的默契。

所以这九天不只是口乾舌燥、度日如年的九天,也是百花齐放、惊喜连连的九天。人们不是闷着头独善其身,而是积极地为身边的人做出各种贡献、提供各种服务,在不倚赖金钱的状况下,丰富彼此的生活。严峻的生存条件,让所有参加者更加紧密,甚至能冲破意识型态的藩篱。连倾向保守的美国共和党人 Grover Norquist,碰上放蕩不羁的火人节,都嚷着要带孩子来体验一番。

台湾可能有我们自己的火人节吗?不妨来个沙盘推演。

我们先不用考虑台湾有没有沙漠。事实上,不用沙漠这幺极端的环境,只要没水没电,人们的生存马上就会陷入困境。要找到适合的野外空间,让大批的生存者们有得挣扎、有得体验,并不困难。

我们也不用担心迷幻药、大麻等等的违禁品问题,也不用担心满山裸体会「妨碍风化」。这些违禁品和裸裎相对,也许能让火人节「生色」,但是为了尊重台湾的法制,主办单位还是可以进行管制。这也许会让一些极端的自由派倒胃口,但是整个活动的精神还是可以延续下去的。毕竟摆脱日常生活的束缚,回归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连结,才是火人节的精神所在。

我们也不用担心台湾没名气,没人要来的问题。毕竟在四十年前,Larry Harvey 和几个朋友在旧金山海滩,无厘头地开始烧燬木头製的一人一狗的时候,谁也不知道火人节是什幺东西,谁也不知道那会演变成如今几万人的盛宴。事在人为。

接下来的问题就很严肃了。姑且不论本地人,请问来参加台湾火人节的外国朋友们,可以和台湾朋友们互相帮助吗?他们可以像在黑石沙漠那样,不计金钱地为身边的人提供服务,丰富彼此的生活吗?依法论法的答案是:他们得要先取得工作许可才可以。如果这些外国朋友拿的是观光签证,他们提供服务的行为本身,就叫非法工作,得要遣返并且禁止入境的。

而这一条,可是不容迴避了。谁会为了去参加国外的活动,跑去申请工作签证呢?于是这些外国朋友,要嘛根本觉得莫名其妙,压根就不想参加这种「得要申请工作签证的活动」;要嘛得见识一下台湾的「政府效能」,一个个被遣送出境。台湾就算有个火人节,也最好低调点,别找外国人来,找来了也别张扬。不然树大招风,官员遇到有人检举,就得「依法行政」,把这些非法工作的外国人通通抓起来。

我说到这,你肯定黑人问号了。到底怎幺回事?

越补越大洞的行政函释

我们得回到十一年前的 2006 年 2 月 3 日,劳动部发布了劳职外字第 0950502128 号函,针对就业服务法第 43 条当中的「工作」,给出了如下的解释:「工作并非以形式上之契约型态或报酬与否加以判断,若外国人有劳务之提供或工作之事实,即令无偿,亦属工作。」

我们先撇开「有工作之事实」即属工作这种令人头皮发麻的循环论证,再撇开前半句的铺陈,在这个函释当中,外国人「工作」的要件只剩下一个:「有劳务之提供」。再连着就服法第 43 条:「除本法另有规定外,外国人未经雇主申请许可,不得在中华民国境内工作」的条文一起看,荒谬点就浮现出来了:外国人得要有工作许可,才能在境内提供劳务,否则就是违法。

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函释,当然其来有自。是因为当时有许多外籍劳工,到工厂裏头去非法打工,一旦被警方查获,就「宣称」自己是无偿的志工。工厂和外劳之间,当然是现金交易,不会留下转帐纪录,检警苦于难以举证,就把脑筋动到法律解释上头。于是劳动部一纸函释,宣布外国人只要有提供劳务,不论有偿无偿都是工作,检警就不用费心思举证他们是假志工真打工了。

然而我们退一步看,拿提供劳务之事实作为法律要件,这简直是太浮泛了。在日常生活当中,大大小小的劳务提供,根本随处可见。我拿台湾版火人节来打的比方,虽然有点戏剧化,但可不是杞人忧天。主管机关要是碰到有人检举,依据这个函释,不想办也得办,免得被媒体、民众说是图利、包庇。当初为了执法方便而便宜行事颁布的函释,如今却使得行政机关不想滥权,也得滥权。

这也不是我危言耸听,在我印象所及,仅仅今年之内,就发生了两件荒谬的事情。一是越南的阮女士,好不容易攒了钱準备要投资加盟,也申请了投资居留签证。却因为加盟前在店里实习「提供劳务」,被视为非法工作,遭到遣返。再比方上个月,外国声音艺术家 Simon,到台湾採集声音、分享技术,「以艺术换食宿」,也被视为非法工作,被迫离境。两桩案子,当然也都连带着鉅额的罚锾。让阮女士顶店实习的同乡,邀请 Simon 来台的视协,都被当成雇主,得要支付沉重的罚锾。

Simon 说他在过去十年来,已经用同样的模式走遍各地,还是第一次碰上这样的事情。但依据函释,主管机关彷彿也只是依法行政。就业服务法要求外国人在台工作须经许可,初衷是要保护本国人民就业权益。但这个「提供劳务就是工作」的函释,是不是太过扭曲,让来访台湾的外国朋友,以及邀请外国朋友来台湾的台湾人,都陷入动辄得咎的困境呢?

回头检讨母法对「工作」的定义

去年八月,台南地方行政法院,非常不识相地做出一个判决,认定越南女子武氏在朋友店里帮忙,虽然有无偿提供劳务,但不属于就业服务法要禁止的工作。台南市政府劳工局不谈「工作」的定义是否恰当,只担心此事不罚会群起效尤,坚持提出上诉。后来案子到了高雄高等行政法院,地方法院的判决果然遭到废弃。遣返、罚锾,一样也少不了。

判决虽然遭到废弃,但地方法院的法官提出的理由,还是值得玩味的。法官不是将函释照单全收,认为只要提供劳务就是工作,就要取得许可。而是问了个问题:什幺样的工作,才应该要严肃约束?要回答这个问题,就要认真釐清外国人工作许可制,要确保的公共利益到底是什幺?他的见解是为了「保障本国人之就业机会,另兼有管理外籍劳工、维持社会治安之目的。」

而他就是顺着这个见解,去检视武氏的案情做出判决。我们姑且把这个个案摆在一边,不去论断这个判决的是非。但是这种认真检视法律所要促进的公共利益,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「依法行政」的态度,才是国会为行政机关保留行政裁量空间的理由。当初订立就业服务法时,对工作的定义没有非常明确,本来为行政机关保留了空间,可以在「伤害国人就业机会的假志工真打工」,以及「促进国际交流的互相服务」之间,负责任地进行行政裁量。

但是行政机关既然只图明哲保身和执法方便,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「假无偿真打工」和投资人的实习、艺术家的文化交流活动混为一谈。罔顾因此而受损的投资信心、观光价值,甚至是更长远的国际形象。那幺身为立法委员,我就得负责任地检讨就业服务法,将「工作」定义得更为明确严谨,而不是单薄的「提供劳务」这个要件就能成立。

这样一来,制度才不会只是一味地防弊,却在倒洗澡水的时候,把婴儿一起倒进马桶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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