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严年代岂有爱情:作家导演李啓源与《故事派》

我是野百合世代的人,当时我带着相机去拍街头抗争,街上警察打人打得热烈,旁边高级饭店里上流仕绅静静的喝下午茶,彷彿窗外什幺都没有发生。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阶级的存在。那天拍的照片,底片被警察抢走了。他本来连我的相机都拿走,我求他说相机可不可以还我。他才只把我底片抽掉,相机归还。──李啓源的回忆

 解严年代岂有爱情:作家导演李啓源与《故事派》

  「今日香港,明日台湾」对某些人来说不再只是句口号,而是迫近的危机。李啓源见到近日新闻里香港反送中的抗争画面,回想起的是九〇年代台北街头。现今香港的抗争场景,简直就像当年台湾的倒带回放。

  「九〇年代很多学生投入社会运动,我不敢说自己就是参加社运,只是有时候会做一些街头的拍摄。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,那时候是反军人干政的游行,群众聚集在来来饭店前面,街头的氛围非常暴力。我还记得两边在对峙的时候,警察那边放催泪瓦斯,群众有人丢汽油弹。」

  这些抗争戏码只是画面的前景,李啓源把景深调得更深远,望见了截然不同的光景──

  「当时大家就在饭店前面跑来跑去,如果霹雳小组出来打人,群众就会撤退,霹雳小组回去以后,群众又会前进。这样来来回回的时候,我就看到那间饭店的落地玻璃窗后面,很多贵妇名流正在喝下午茶。外面的群众打个半死,非常暴力,饭店里面的客人却是穿着光鲜亮丽,坐在那边聊天,好像都没有他们的事情。就好像平行时空,两个世界完全不同。」

  这是基本的构图方法──前景与背景的对比。但李啓源当下学到的是另一堂课,关于阶级的冲突。

  「那个影像对我来讲很深刻,我也拍了不少。不过很可惜,在拍摄的过程中,那捲底片被便衣刑警给抢走。」讲到这里,李啓源笑了笑,「跟他抢半天,最后他说照相机还我,他把底片拿走。」

  照片的证据没有了,这段往事只好用说的。

  说到底,记忆的影像无法沖洗出来,只能用言语加以表达。李啓源许多青春岁月的少作,不只记录了九〇年代的骚动气氛,也勾勒出青年艺术家的成长轨迹。如今集结成这本短篇小说集《故事派》。那时的李啓源还没成为李导,只是一名游走于街头的青年,学着用相机与双眼去捕捉时代的氛围。

解严年代岂有爱情:作家导演李啓源与《故事派》

  书中一篇得奖作品〈解严年代的爱情〉,描绘了大时代环境底下的幽微情感。小说里,一名年轻的社会系教授从海外归来,甘心接受时代的召唤,无奈事与愿违,一步步走向理想的幻灭。这名教授与同伴辛苦发起反雏妓运动,当天运动的摄影照片,后来却成为企业的形象广告。这篇小说结束于郑南榕自焚的纪念活动,理想与爱情同时幻灭,小说主角在灵堂外独自徬徨。

  提起初解严时期,纵然有艺文方面的百花齐放,但李啓源谈到潜藏在内心的不安:「思想、文化、艺术在各方面被压抑了很久,突然被解放出来,变成百家争鸣的年代。但事实上,很多知识份子心里还是有点惧怕。他不晓得现在的空气能够一直延续下去吗?还是说,有一天突然又回到以前的威权时代,没有人敢确信。」

  第一次呼吸到新鲜空气,才晓得周遭环境的滞闷。为了捍卫自由,当时的义士不惜燃烧最后一丝氧气,都拒绝向威权体制妥协。

  当然,《故事派》不只有年少时期的愁思,也穿插了一些轻鬆的小品,导演尝试了各种不同的风格,集结在此书中。书中收录了一则极短篇小说〈叶公好龙〉,写的就是「叶公好龙」这句成语的掌故。当初是利用文言文加上典故来讽刺政治人物,现在回过头看,李啓源已经想不起来影射对象到底是谁。这则小说反而变得引人遐想,增添了不少阅读的趣味。

  小说的目的随着时间逐渐发散,小说本身也被埋藏在光阴里。为了出版这本书,李啓源要找回多年以前的作品,可是费了好一番功夫。有些稿子保存在古早的3.5磁片,现在的电脑早就没有配备软碟机,根本没办法打开来看。为了读取这些磁片,还特地买了三台骨董机器,试图挖出那些尘封已久的文字。蒐集故事的过程,本身就是相当有趣的故事。

  许多作品更是四散在过去的报纸,蒐集的工作简直像是考古。李啓源说起发现旧作的惊喜:「比如像〈走钢索的梦游者〉那篇,我根本就忘了有它的存在。是我有一个学生到中央图书馆,去翻那几年的报纸胶卷,才把它找出来。」从前的报纸没有数位化,都是利用胶卷摄影的技术,保存在小小一格底片上。一直以来,李啓源都是利用镜头来捕捉电影画面,这次倒是藉由摄影技术寻回文学作品。

  当年的相机底片曾经被警察没收,丧失了事件纪录的珍贵影像;如今透过胶卷底片找回了重要的作品,或许也是历史的一次复返吧。

解严年代岂有爱情:作家导演李啓源与《故事派》

书籍资讯

书名:《故事派》

作者:李啓源

出版:马可孛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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